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之一的印度，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经济、社会快速地发展，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不仅是印度引以为豪的主要成就，也是当前联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最重要的选民基础。但近年来，印人党政府
似乎又与亲市场经济、强调社会公平的中产阶级诉求相背离，其他主流政党也相应呈现集体的福利主义转向。本文聚焦被印人党政府创造的新概念群体——
尝试理解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人党在扩张地方政治势力版图时面临的挑战及其策略的调整。本文认为，由于政党话语建构与动员宣传，印度中产指涉范围扩大，民众对中产认知存在偏差，
后者抗风险能力弱、损失厌恶情绪显著，对政党选举动员及福利主义产品更为敏感。
当前福利扩张的路径不仅不可持续，还将长期损害印度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
自印度独立以来，关于中产阶级的概念及划分标准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持续扩大的中产阶级规模不仅是社会良性发展的一个讯号，也是政府脱贫政绩的直观反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稳步的增长呈快速发展形态趋势，社会财富的累积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大量民众迈入中产行列；[1] 全球化浪潮下，印度庞大的人口和市场以及日渐增长的消费能力，中产阶级、新兴中产、进取中产等术语愈发频繁地出现在印度的各个角落，印度民众更是以自诩中产为傲。[2] 因此，
，获得大量印度中产群体的支持，得以迅速崛起。尽管当前莫迪政府仍努力将自身打造成
现实佐证，印人党未能实现稳定把控人民院和联邦院的野心，在地方邦选举中表现起伏不定，2019年大选压倒性胜利的选举势头并没有在邦立法会的选举中得以延续。相反，若以2019年人民院选举（大选）时选区作参考，印人党在西孟加拉邦、德里国家首都辖区（Delhi NCT）、比哈尔邦、卡纳塔克邦丢掉共39个选区，[3] 最终也没能成功地在这些邦单独组建政府。国大党除了在卡纳塔克邦有优异表现外，并未斩获印人党丢失的绝大多数选票，这些选票更多地被地方性政党所吸纳。
其不仅连续拿下德里的立法会选举，又借助印人党农业法案推行受阻的机遇赢得旁遮普邦，甚至在古吉拉特邦也有所斩获。然而，五年后的2023年，面对来势汹汹由反对党组建的
的挑战，印人党调整策略，相较2018年斩获了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恰蒂斯格尔邦的立法会选举，
印度选举政治形态为何出现了这样的波动？印人党在扩张其省邦政治势力版图时究竟面临怎样的挑战？应选择怎样的策略？尤其是，印人党在多大程度上能挽回或继续争取庞大中产阶级的支持？要回答以上问题，首先需回应印度中产阶级究竟指的是哪一群体？该群体对印度政治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如何解释当前印人党对中产阶级的定位及动员方式？
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尝试从中产阶级群体与政党互动的视角切入，分析印度政治当前的发展与变化。
针对印度中产阶级的政治选择及其对印度政治影响的研究较为分散，总结起来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社会学、政治学等研究领域都有一个基本共识，即中产阶级是大多数国家民主机制运转的支柱，其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消费能力激发市场活力，通过良好教育和专业职业在社会各阶层间引领主流价值观、建立认同感，提升社会凝聚力；或者在政治参与中推动治理水平的提升，缓和因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张力，从而保障经济和政治的稳定。[4] 与之相应，中产阶级同样也具有扰动政治局势的能力。20世纪末以来印度出现了两股由中产阶级领导的抗议浪潮，一个是反对扩大低种姓和群体的政治参与，另一个是抗议将种姓和宗教身份政治化。[5] 这两股公浪潮实质上在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兴起的同时，也重申了中产阶级群体在印度选举政治中的影响力
，因传统中产阶级（精英阶层）感受到来自下层阶级的挑战，他们通过政治参与推动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政策以重新巩固其优势地位，
科布里奇（Stuart Corbridge）和哈里斯（John Harriss）将该群体做出的反应称为“精英叛乱（Elite Revolt）”。[6]
印度中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恰恰是基于对现有民主进程或民主质量的不满与批评。该群体不同于边缘群体、从属群体（subaltern）通过直接参与选举政治来发挥影响力，中产阶级群体普遍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能利用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源，通过多种媒介平台引领公共舆论、间接进行议题设置等绕开正式选举程序的方式获得政治影响力。[7] 印度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与数字媒体的多样性带来了新形式的政治参与和公共辩论，中产阶级群体也是印度六亿多互联网用户中的观点制造者和舆论引领者，[8]
政党选举动员过程中的信息传播不再完全依靠主流媒体，中产阶级群体的话题引领能力通过数字平台得以充分展现。
一个经济体的良性发展需要足够的总体消费水平，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拥有巨大的消费能力，一个稳定增长的中产阶级也被视为新兴经济体的“最佳击球点”，即新兴市场持续不断的发展的最佳状态。[9] 因此，该群体在经济上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对政府的政策内容和政策执行造成影响。印度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的成功推行一般有两种维度的解释，一个是在国家层面上从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执政末期以减税和放宽消费品限制为代表的“精英政策”（elite policy）式的自由化尝试[10]；另一个维度聚焦社会层面的推动，尤其是大商业资本与中产阶级之间通过新兴的长期资金市场所产生的一种结构性联系，前者通过从广大中产群体融资获得支持改革的社会基础，后者也在前者快速的资本累积中分得收益。[11]
因而，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拥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中产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其选择最终推动了印度经济自由化政策的落地生根。
现有的文献总结了印度中产阶级影响政治的几种重要方式，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总结将印度传统的“旧”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对政治的影响混为一谈，没有清晰区分他们在政治诉求上的不同，以致很难理解和解释为什么长期被视作印人党坚定支持者的中产阶级慢慢的出现不同的政治倾向、如何去看待因为中产阶级群体政治支持的短期波动对政党造成的影响。现有偏功能主义式的解释路径在揭示该群体与政党的互动过程中存在不足，也无法有效解释无论是传统的中右翼政党还是新兴中产阶级政党为何都出现了显著的福利主义转向。因此，
本文将首先梳理出界定印度中产阶级的主要方式，并借鉴行为主义经济学中的损失厌恶的视角，细分中产阶级中实际发挥显著影响的群体，以及政党对他们的回应与动员方式的调整，以求更好地理解这一庞大群体对印度政党政治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职业分工的细化，中产[12]概念的指涉也从最早托马斯·吉斯本（Thomas Gisborne）所用来指涉那些居于大地主和城市工人阶级、农业工人之间的企业家阶层，[13]到当前指涉范围涵盖专业的白领、服务业阶层。尽管有批评指出，中产的指涉对象是一个松散的社会类别，其概念有效性也颇受怀疑，[14]
成为中产意味着拥有足够的物质保障，不仅仅可以规划未来，还能够在生活中遇到突发变动或挑战时，从容应对，而无需永久性地降低生活标准。
[15] 理解印度的中产阶级，情况则相对来说更加复杂，学者们一般会选取不同的切入标准。
印度全国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NCAER）提出的标准为家庭年收入在20万至100万卢比之间（2001~2002年的价格水平），若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换算为每人每天收入约为11美金至55美金之间，这一标准下2010年印度中产人口约为1.5亿人。[16]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定义，印度中等收入阶层是指家庭实际年可支配收入在20万印度卢比到100万印度卢比之间的家庭。[17] 皮尤研究在2015年的一项调查中认为，根据家庭日均收入在10~20美金（或800~1600卢比）的标准，印度只有约2%的人口能达到中产的标准，而80%的人口都属于低收入群体。[18] 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Nirmala Sitaraman）将印度中产阶级定义为年收入在贫困线的十年时间里，贫困率从35%降低至21%，但是中产只增长了两个百分点，而同期中国中产的增长率是印度的六倍。[20] 换句话说，印度大量脱贫的人口仍徘徊在低收入阶层，而并非在严格意义上迈入了中产阶级行列。一些学者倾向选取人均单日收入作为划分依据，例如卡拉斯（Homi Kharas）采取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平均贫困线作为中产阶级下限，而将卢森堡收入中位数的两倍水平作为中产阶级上限，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为参照，得出新中产阶级的定义为人均日收入在10美元至100美元之间。[21] 又如，有学者直接采用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作为发展中国家中产的上限，将70个发展中国家贫困线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出个人收入2美元至13美元之间的标准。[22]
印度2018-2019年的年收入分布。图源：/span
从个人消费的方面出发，班纳吉（Abhijit V. Banerjee）和迪弗洛（Esther Duflo）等学者将个人日均支出在2美元至10美元作为定义中产的标准（以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同时2美元至4美元消费标准为下层中产阶级，6美元至10美元为中上阶级标准。[23] 按照该标准，印度2005年至2012年这七年时间里中产阶级群体占比从30%上涨至超过50%，体量从3亿人涨至6亿人，其中城市中产阶级从1.54亿上涨至2.49亿人，涨幅低于农村新中产群体。[24] 尽管该标准严苛程度低于国际水平，但似乎无论是印度政府还是民众都更加愿意接受近一半人口已确定进入中产的美好景象。德维什·卡普尔（Devesh Kapur）和米兰·瓦什纳夫（Milan Vaishnav）在《民主的花费》一书中也指出近一半的印度人都将自身视为中产阶级。[25] 当然，结合印度民众实际的生活状况，也存在更多丰富的界定标准。例如，有学者选取了交通通行工具作为参考指标，[26] 也有学者根据职业类型来界定中产群体，或是通过不同维度对中产群体划分更多的子类别。[27] 这些多样的划分标准尽管能更好地让我们认识中产，但是对于其规模的把握过于复杂，而对理解他们怎么样影响政治又不够直观。
本文更倾向于采用班纳吉和迪弗洛等学者从个人2~10美元日均消费的标准来界定中产阶级。
中产的意义在印度民众心中远超其经济含义，尽管该标准低于国际标准，但该标准所框定的近六亿的中产规模与社会民众的心理预期更加符合；
确立标准并预估中产群体规模并不是本文核心探究的内容，本文更关心政党在动员时所认定的中产群体，反过来，这部分群体的选择对印度选举政治会产生实质的影响；
结合其他国际标准，这六亿人中绝大多数属于中下阶级群体，即刚迈过贫困线的民众，这些民众抗风险能力差，尤其对福利有关政策更加敏感，其政治选择的易变性更高，相应地对政党表现的影响也就更加直接。
厘清印度中产的不同界定标准后，本文认为理解印度中产对政治的影响，需要聚焦中产阶级内部易产生变化、对外界干扰极为敏感且体量占比足够影响政治结果的中下阶层群体或下层中产阶级群体。
不同于传统上通过种姓、族群、宗教或庇护政治的研究路径，本文将借鉴行为主义经济学中损失厌恶的视角，尝试理解印度中产群体近年来政治倾向和政治选择的变化，及相应所引发的各政党的策略调整。
最初是由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于 1979 年提出的前景理论的一部分，该理论主要描述人们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如何做出决策。[28] 其中，人们往往会根据他们当前的现状来评估下一次选择带来的潜在结果，是一种相对的选择，而不是绝对地看待收益或者损失。这种相对评价的理念导致了损失厌恶，而损失厌恶主要描述了与同等收益的积极影响相比，人类对于损失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加敏感。[29]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的研究指出，人们因失去100美元所产生的不积极的情绪远高于获得100美元带来的正向感受。[30] 这种偏见往往导致人们在做一项决定时，即便可能会产生的结果客观上是完全相同的，但也会以避免损失而不是寻求收益为基础。损失厌恶还被进一步细分为
（Possession Loss Aversion，PLA），前者主要强调个体对负面的变化比正面的变化更敏感，即主观情感上厌恶任何不理想的变化；而后者强调个体对已拥有的东西更认同，失去已拥有的比获得新的事物更加敏感。后者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已经占有的东西估值更高，而对自己厌恶的东西估值更低。[31] 布伦纳（L. Brenner）等学者的研究细化了损失厌恶的应用场景，
价值损失厌恶在一切不理想的事件变化中拥有更高的权重，而占有损失厌恶则在个体（已拥有的）物品的离开（leaving）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占据着更高的权重。
（mental accounting），倾向于在实现或达成一个目标的过程中在心里默默记账。
政治学学者也同样借用该概念，研究选举政治中选民对于政党纲领、政策内容的反应。
例如洛克伍德（Ben Lockwood）和洛基（James Rockey）基于唐斯模型，系统地研究了代议制民选框架下损失厌恶是怎么样影响选举竞争的。他们的研究结果证明了美国选民更多是损失厌恶型的，此类选民的共同特点是以现状（status quo）为参照点。对政纲（Policy Platforms）的损失厌恶会导致政纲僵化以及政纲两极分化的减少，而对候选人普遍价值判断（Valence）的损失厌恶则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同时还也许会出现非对称均衡，使在任者的优势减少。[33] 因而理论上来讲，根据唐斯模型以及损失厌恶的影响，
政党的策略选择一般是避免过于激进的政策，减少选民对于可能会产生的损失的担忧，争取更多的选民群体；此外对于选民来说，也会倾向于选择那些避免使其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受损的政策纲领或候选人。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选举政治中运用损失厌恶的研究往往集中在类似美国这样的两党竞争的格局，且通常采用
的视角，探究其对于政党极化以及对争取中间选民的影响，但印度多党议会联邦制选举体系下，
损失厌恶的视角对于理解政党选举策略及整体选举态势同样具有极大的价值。
因此，基于损失厌恶的视角并结合本文研究的问题，提出三个基本假设：一是，普遍认可的印人党坚定的中产支持者，实际指的是传统“老”中产，他们的抗风险能力较强，并作为直接受益者对印人党长期发展与国族构建的愿景更加坚定；二是，印度自2010年以来经济迅速增加，大部分民众跨过贫困线进入下层中产阶级行列或印人党所标榜的“新晋中产”（Neo-Middle Class），但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及外部挑战加剧，国内宗教式民粹势头裹挟底层民众利益，大量“新晋中产”再次回落至贫困状态，这种损失厌恶导致他们在邦立法会选举中倾向选择能为其带来实际、直接收益的地方政党；三是，面对下层中产阶级损失厌恶所做出的政治选择，党派纷纷调整动员策略，加大福利主义政策的倾斜力度，强化对该群体的选举动员。下文将首先梳理并阐述印度中产阶级子概念所指涉的群体及发展变化的过程，再通过案例聚焦进行论证。
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印度并非没有产生中产阶级的要素或机遇。莫卧儿王朝拥有大量手工业贸易者，他们依据在海外的中间人出售大量精美手工艺品，积累财富后在印度次大陆也形成了自己的行业协会。但由于印度传统种姓制度的制约，职业分工、财产归属、知识垄断等规定造成了社会低流动性，[34] 加之君主专制对这些早期贸易者财富的大量攫取，原本在印度出现的中产的苗头或要素未能成功转化为一个社会阶层。
印度著名社会学家杜尔贾蒂·普德·慕克吉（Dhurjati Prasad Mukerji）坚定认为印度中产阶级是殖民时期社会经济及教育政策的产物，需放在印度文化发展与变迁的大背景下去理解该群体的形成、发展与演变。英国殖民时期印度中产阶级的形成可概括为
引入了基于货币和大机器生产的经济形式，并采用新的土地分配与安置方式，造成了
，[35] 同时强加以英语为媒介的教育体系。在适应过程中，印度出现了由新土地收入制度催生的农村地主阶级和由英语教育催生的城市精英群体，组成了所谓的“中产阶级”。
。殖民时期大量在政府部门工作、英语流利的印度人也被称为“文职阶级（Babu Class）”。[36] 笔者称该时期形成的中产群体为“精英中产”，其期望是实现西式现代化，效仿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发展模式。[37] 虽说中产阶级在印度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英国殖民统治的巩固，又同时成功领导了一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斗争；
一方面促成了印度的分治，另一方面成为独立后印度有计划的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
殖民时期印度“精英中产”阶级的诉求在意识形态或思想理念上与印度传统社会产生了多种对立：物质主义、世俗价值与印度传统灵性主义的对立，个人主义与传统的集体主义倾向的对立，理性认知与神话信仰的对立。在这些对立形成的张力背后，体现的也是“精英”中产的异化，某一些程度上该群体深化并稳固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社会的干预与管控。然而，进入殖民中后期，当“精英中产”发现自身诉求不再能获得满足，曾经接受的西式教育方法的理念在殖民者的现实利益面前被一次次粉碎时，日益壮大的该群体选择“学以致用”，摇身一变成为西方另一重要概念的指涉对象——民族主义者，领导印度社会的民族起义。在这个意义上，殖民时期印度民族主义是印度中产阶级受挫反击下的副产品。[39] 殖民时期形成的中产阶级并只有少数的机会发展成为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中产阶级”，这或许与印度民间传统文化有关，然而本质上是因为殖民时期的中产群体是外来者精心选择和“制造”下的产物，[40]
相对于独立后的印度中产而言，殖民时期的中产群体常被称为“传统”“本土”或“旧”中产，由印度教高种姓、贵族以及其他高地位的专业方面技术和政府公务群体构成，主要分布在城镇地区。
印度建国后在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印度社会划分中所谓的中产阶级仍以殖民时期创生的、规模较小的“精英中产”为主体。根据印度1951年人口普查，印度总人口约3.6亿人，其中中产阶级群体（所谓的旧中产）只有约500万，占比不到1.4%, 且几乎属于各层级政府公职部门人员。1971年印度官方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中产群体人口增长至1120万，相比同时段印度总人口的增长，印度中产群体仍然占比极低。[41] 该群体享有相对优渥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基本属于政府公职人员，其社会关系网络发达，财富稳步累积的过程中也滋生大量的腐败。但该群体内部凝聚力水平低，身份认同在不同情境下因需而变，他们既可以对语言分邦的地区主义政治奔走呐喊，也能成为保留制度的受益人或强烈反对者。
简言之，在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时期，印度中产更像是一个拥有不同诉求、领取固定工资的专业方面技术阶层。
拉吉夫·甘地执政后，印度逐步探索混合制的经济发展模式，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尝试有限度地松绑部分行业管制，鼓励私有企业热情参加。1947 年前，
英国殖民时期所产生的“旧中产”（精英中产）群体利用自身的关系网络开始参与私有经济的发展
而从该时期起，对中产的界定标准也随之倾向于群体成员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
当然，这里的新、旧中产任旧存在一些细微的区别。埃里克·赖特（Erik Olin Wright）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独立小生产者或零售店主的“旧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与以白领工人为代表的“新中产阶级”存在区别，尽管二者都在不同层级上属于被剥削者，但是前者由于拥有稀缺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劳动监督的角色，能够从工人阶级的劳动生产中获得一定的剩余价值。[43] 不过从政治参与角度看，拉吉夫·甘地被认为至少阶段性地，或暂时性地改变了印度自尼赫鲁执政以来印度政治家的面貌，尤其是区别于英迪拉·甘地执政中后期的民粹主义道路选择。[44]
从英迪拉·甘地“消除贫困”的福利政策向拉吉夫·甘地“改革、发展”话语叙事的转向，极大地激发了印度中产的热情，政治参与更加活跃，对政府的监督和问责意愿更强。
不过，颇具讽刺的是，中产群体的“活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大党因博福斯腐败丑闻（Bofors Scandal）输掉1989年的大选。
拉奥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自由化趋势的基础上于1991年加速推进印度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激活了社会力量，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在此过程中，已逐步实现“新”中产身份转变的群体规模逐步扩大，有更多私有企业员工、白领阶层、个体商业主进入中产行列，从社会经济指标衡量，新中产也不再集中于政府及相关公共部门的从业人员。
尽管自经济自由化以来，印度中产阶级（新、旧）群体规模逐步扩大，但是增幅并没有印度国内政党和媒体叙事中所宣传的那样庞大。得益于经济发展，大量底层民众脱离了贫困线，但是并未达到传统“新、旧”中产的门槛。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数据显示，印度在2001年至2011年的十年时间里有大量底层民众摆脱贫困，下层阶级群体规模增加了2.73亿人，而“新”中产阶级增加了1700万人口，仅约占总人口的3%。[45] 因此，
在印度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背景下，尽管大量人口生活水平得以改善，但与民众印象中大量人口进入中产阶级的叙事却存在比较大出入。
印度2021年月收入分布。图源：/span
中下层群体或许在划分标准上与传统中产仍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毋庸置疑该群体所呈现出的政治意义并不逊色。
数量庞大的中下层群体受惠于国家的整体发展，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对政党与政府有更多诉求，参政议政的意愿强烈。
2012 年 12 月，印度人民党在古吉拉特邦立法会选举前首次将“新晋中产（Neo-middle class）”写入政党宣言，他们是那些“由于过去一年的飞跃发展而成为中产阶级的人”。[46] 有批评者认为这一模糊的新术语旨在分化、对标以最终控制民众不切实际的预期，毕竟所谓的新晋中产只是刚迈过贫困线但远未及城市中产阶级标准的群体。[47] 印人党2014年大选前的政党宣言中进一步阐述了何谓“新晋中产”：“一个全新的阶层出现了。他们从穷人的行列中脱颖而出，尚未在中产阶级中稳定下来，他们就是‘新晋中产阶级’。”[48] 此后，莫迪在多个竞选集会场合强化新晋中产概念，为他们描绘未来美好蓝图。例如他在2014年比哈尔邦“荔枝之城”穆扎法尔布尔（Muzaffarpur）竞选集会上高呼，“下一个十年将属于落后种姓”；在喀拉拉邦也声称“未来十年将是社会边缘群体的时代”。[49]莫迪在2019年政府预算案提交后再次强调，“很高兴看到更多的人摆脱了贫困的枷锁。我们的新晋中产正在崛起，他们的梦想也在崛起。”[50] 2024年大选印人党政党宣言中再次单列一个部分，名为 “为新晋中产赋权”，“在过去10 年里，由于全体公民收入的稳步增长，许多家庭加入了新晋中产阶级的行列。”[51]
莫迪的新术语模糊了基于固定社会经济标准的阶层划分，巧妙地利用了大量下层民众以中产自诩的内心满足感，但同时又使得“中产”这一概念的内涵属性缩小，外延指涉范围逐步扩大，进而复杂化人们对印度中产群体的认知，因此导致一种似乎人人都属于中产的错觉。
但根据莫迪政府在不同时期对这一新概念的诠释，我们逐步能确定新晋中产不同于老、新中产的概念内涵。
不同于老、新中产是在历经长时段社会变迁后客观产生的一个社会阶层，新晋中产是一个服务于选举动员所刻意创造的概念，本质上为动员大量脱离贫困线]
老中产（精英中产）与经济自由化改革后产生的新中产存在延续或重叠，但新晋中产群体则并不属于前两者指涉范畴，而是莫迪2012年起刻意划分的。
新晋中产的显著特点为不稳定性、抗风险能力弱，以及面临随时跌落回贫困底层的风险。
“新晋中产”是印度人民党为淡化其高种姓政党标签，尝试跨种姓、跨族群以吸纳中下层民众的一个政治概念。
20世纪80年代起，一众地方政党的迅速崛起，其所代表的一个个从属群体的利益诉求成为印度政界的重要议题，尤其是低种姓群体及群体愈发受到国大党执政联盟的支持，例如曼达尔委员会报告所带来的保留额度的增加，联邦和省邦政府为表列种姓、表列部落以及其他落后阶层群体在教育、公共就业岗位的席位预留，极大地激励了一大部分人迈入下层中产阶级的行列，[53] 因此导致印度中产阶级一种公共身份的复兴，开始更加积极地发挥政治影响力。此后，印度人民党在各种场合的宣传活动中，积极动员和吸引中下层阶级加入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愿景中，宣称发展的福利不仅是传统旧中产的专属，这些数量庞大的中下阶层的诉求将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54] 与此同时，印人党所创造的“新晋中产”也是抓住民众对迈入中产的进取（aspirational）心理。一项对印度近7万人的抽样调查发现，受访者中近乎一半的民众都将自身定义为中产阶级，[55]
政党们无论是用新晋中产或“进取中产（aspirational middle class）”等词汇都是有意将该群体与底层穷人区分开来，迎合群体的心理期待。
“进取中产”的概念日益流行。图源：/span
至此，本文已基本厘清从旧中产、新中产到新晋中产等围绕“中产”概念的诸多术语及其指涉，但要认识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尤其是通过选举政治直接影响各政党在印度的权力版图，则首先需认识他们的大致占比以及政治参与的意愿。上文已提到自印度经济自由化以来，广义中产概念外延的扩大下增速最快的实质是中下层群体，即跨过贫困线] 该群体占到中产阶级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57]
因此，倘若我们接受印度近六亿人口进入中产的判断，那么其中属于下层中产阶级的人数就占到了四亿人。
此外，从职业类型上看，中下层群体主要是做街边小商贩、粉刷工、木匠、农业和建筑业临时工等非正式经济体的工作，[58] 与政府公共部门或正式经济体中任职的新、旧中产相比，该群体在收入上缺乏稳定性的保障。
（Other Backward Class, OBC）群体占新晋中产的比例，但是综合
等因素，可以推断该群体是新晋中产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从单个省邦的情况去看，古吉拉特邦近20年来经济快速的提升，OBC群体从传统的农业向工厂、服务业和非正规部门等更加城市化的职业过渡，在新晋中产中的比例迅速增加；[60] 拥有1亿多人口的比哈尔邦，其中OBC、表列部落（ST）、表列种姓（SC）总人口占比达84%，OBC群体（含极端落后阶层）就占到约63%；[61] 中央邦、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和卡纳塔克邦OBC的实际数量也远高于当前公开的比例，其中喀拉拉邦OBC占比超过30%，西孟加拉邦和卡纳塔克邦占比都超过了40%，中央邦更是超过了50%。[62] 2021年OBC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42%（约5.9亿），[63]除去1.6亿人仍处于多维度贫困，[64] 4.3亿人已脱离贫困。上文粗略估算，印度新晋中产人数约4亿人，再考虑到OBC与新晋中产划分方式、标准及所处的社会经济水平，新晋中产与OBC群体二者有较大重合度。
在印度当前的社会结构中，因中产概念的泛化或模糊化，看似庞大的中产阶级其核心是中下层阶级，亦即所谓的新晋中产。
与之相比，传统中产阶级和新中产在数量上占比较低，且仍保持着既得利益阶层的特征，其政治倾向为中右翼，对印度选举政治格局并不可能会产生根本性的改变。为深入理解新晋中产群体对印度政治的影响，下文将通过比较2018年与2023年地方邦选举，呈现印人党回应和弥补新晋中产的损失厌恶下的政治选择，也有助于揭示新晋中产在印度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为理解印度政治动态提供另一个视角。
分析新晋中产群体对印度政治产生的直接影响，需先弄清该群体的具体特征，才能进一步理解该群体损失厌恶的核心关切。
传统中产、新中产的社会群体构成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化，内部分化大，但新晋中产拥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不仅是因为该群体相对简单的界定标准，更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定位更加清晰。从社会阶层的视角看，新晋中产拥有以下四个群体性特征。
新晋中产本质上仍属于社会，经济上刚迈过贫困线，缺乏长期稳定的财富积累，不足以抵抗外部冲击。最典型的例子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使得印度因密集的人口、欠佳的公共医疗体系以及庞大的非正式经济体规模造成其新晋中产阶级快速萎缩。据统计，2011至2019年间印度贫困人口减至约7800万，[65] 但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估计新冠疫情后印度约7500万人重返贫困，约占全球返贫人数的60%；中产阶级（日均收入10~20美元之间， 2011年购买力平价）缩减3200万人。[66] 在印度语境下，如果新晋中产被纳入广义“中产”行列，那么印度中产群体缩水近1亿人。随着经济复苏以及政府救助力度加大，印度贫困人口或持续减少，
但庞大的返贫人口也恰恰体现出所谓新晋中产极低的抗风险能力，缺乏长期稳定的生存保障。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显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印度有大量中产阶级人口返贫。图源：/span
二是新晋中产消费能力有限，家庭收入累积到某些特定的程度后，更倾向用于中低端商品的消费。
新晋中产阶级倾向购买例如收音机、电视、笔记本电脑、冰箱、摩托车等商品，不仅是因为这一些商品能切实有效地提升生活品质，更重要的是这些消费品传统上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标配，[67] “成为中产”的心理满足感起着主导作用。从这个方面不难理解，政党在选举前进行福利主义动员时，往往会有明确的目的性地分发以上提到的消费品。例如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从2006年开始就有明确的目的性地推出福利计划，包括向1000多万个家庭免费发放彩电，向500多万个学生发放笔记本电脑等。[68] 当然，这距离新晋中产的数量还有很大缺口。
如果说拥有电视、摩托车、小轿车等是该群体的表面特性，那么对子女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则是新晋中产实质的特征。该群体所有人都经历过贫穷带来的局限，也逐步认识到教育可能会成为下一代改变命运的机会，最重要的是，这部分人群因为
[69] 以至于，其中一些成功进入中上层阶级的人群只青睐私立学校的教育。
从该群体的职业类型上能够准确的看出，他们大都从事非正式经济体的底层工作，处于利益链末端，政府政策方向的变动在一系列复杂的传导后，对该群体利益的榨取和影响最为直接。此外，由于新晋中产普遍缺乏足够的社会网络资源，较为依靠大环境发展的新趋势，因此他们对诸如保留政策、政府津贴、就业岗位等福利性政策和动员方式的回应十分积极。
新晋中产损失厌恶的关切大多分布在在三个方面，收入的损失、机会的损失以及福利的损失。
收入的损失实质指的是非正式经济体中工作机会的损失。上文提到新晋中产最庞大的组成部分是OBC群体，且普遍从事非正式经济体中的零工行业，由于非正式经济体对从业人员普遍缺乏保障机制，一旦受到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影响，该经济体会残忍、快速地收缩或进一步压低从业人员工资水平，反映在新晋中产群体中就是工作机会的减少或丢失而造成的收入损失。机会的损失指政府政策倾向的改变导致该群体面临更加大的压力。以保留额度的政策为例，莫迪政府曾推出的社会“经济脆弱人群”（EWS）政策被认为是安抚上层种姓的一种平衡措施。[70] 然而，该政策明确排除了SC、ST和OBC群体，使得这些群体感到强烈损失感，因为该政策实际上扩大了高种姓的保留份额，侵蚀了中下层群体的利益。最后是福利的损失，结合该群体的实际特征，这一点或许与经验上的理解有所偏差。印度各政党的福利承诺在历届选举中从未中断，但福利的损失感往往是一种相对的计算。换句话说，
倘若此次的福利承诺没有上次多，或者某政党的福利实践相比之前未能很好兑现，该群体将普遍产生一种损失感。
为了进一步说明新晋中产因损失厌恶做出的政治选择对选举政治的直接影响，笔者将
2019、2024年两届大选前印人党在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恰蒂斯格尔邦三地立法会选举的表现及其缘由
这三个邦的立法会选举既是次年大选前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地方邦选举，也是回顾执政党政府上一任期表现的绝佳观测时间点；
这三个邦所在地区位于印地语中心地带（hindi heartland），该区域传统上被认为是印人党稳固的支持者，他们的选择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将作为次年大选的风向标；
国大党及重要的地方政党在该地区的存在感强且争夺意愿十分强烈，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较高。
印度人民党自20世纪80年代成立以来十分注重对中产群体的拉拢，但他们所指的中产阶层是指传统的高种姓中产群体。
印人党将自身定位为支持经济自由化发展的中右翼政党，在意识形态和路径的选择上与曾经的自由保守主义政党——自由独立党（Swatantra Party，1959~1974）的“21点原则”[71]有诸多相似之处，后者因在尼赫鲁国家主义发展模式下因生存空间的有限而逐步衰落，
但印人党在20世纪80年代则很好地抓住了这一中右翼政治权力的真空，迅速崛起。
其中，印人党政治及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者来自高种姓中产阶级，而该特定群体是对自70年代起代表下层种姓和底层民众利益的一众地方性政党崛起的担忧和回应。[72]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印人党开启了针对社会多元群体的一场“社会试验”，核心目标在于超越种姓藩篱，在快速的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变化中吸引新的群体支持，最终在20世纪末糅合了传统的种姓差异和阶级差异，继而组建了一个由城市富裕阶层、高种姓中产阶级以及有地农民群体所构成的“新社会阵营”，[73] 该社会阵营或是直接给予印人党选票支持，例如在传统的“印地语带”；或是通过选择全国民主联盟（NDA）中的地方性政党给予印人党间接支持。2014年大选，印度整体中产及上层阶级投票率相较2009年增长了10个百分点，达到了68%，其中70%都投票支持印人党，后者获选议员接近一半的议员都来自上层种姓
印人党近年选票的阶级组成。图源：/span
在莫迪的第一任期内，由于印人党战略规划中对底层民众和中下阶层（新晋中产）的投入的弱化，后者普遍出现损失厌恶感，即为减少进一步自身利益的损失转投其他政党，导致印人党在地方邦的选举成绩不佳，国内政权版图未能快速扩张和稳固。
尤其在莫迪第一任期的后三年，印人党在主要的12个地方邦的选举中只赢得了2个邦，其他10个地方邦的选举输给了国大党或地方政党。[75]
首先在政治上，印人党第一任期着重展现的是基于印度教多数主义的强硬姿态，将权力收归联邦中央，压缩地方邦的权力空间；[76] 2017~2018 年的地方邦选举慢慢的出现与以往不同的竞选策略，从强调“发展”的叙事转向“莫迪式印度教民族主义”（Moditva），尽管后者同样包含发展的叙事，但是其重要性显然被边缘化了。[77] 经济上，印人党政府青睐大资本带动增长的发展路径，企图复制所谓的“古吉拉特模式”中亲商而不是亲市场的模式推动了多项改革，[78] 例如废钞令和商品与服务税（GST）改革，给新晋中产带来极大的冲击，其结果就是就业机会的损失。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间，印度整体失业率达到了 6.1%，也是近45年以来的最高值，[79] 而这还仅是能够统计到的数据。印度就业人群中，接近92.4%的劳动力属于非正规就业，而即便在正式部门中也有 9.8%的工人属非正规就业，存在大量工作外包的情况。[80] 上文提到，新晋中产的主要的工作类型广泛分布于建筑、街头商贩、餐厅等非正式行业，而莫迪亲商式的“失业式增长（jobless growth）”[81]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严酷的剥夺。总的看来，莫迪第一任期的经济政策实际是一项政治战略，以牺牲经济的中短期成效来谋求建立政治支持，确保印度人民党在未来十年的霸权地位。[82] 但直接结果就是庞大新晋中产群体感受到的强烈损失感。2019年大选前一年，印人党丢掉了位于其传统优势“印地语带”上的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恰蒂斯格尔邦（见表1）。作为2019年大选的风向标，这个结果甚至一度引发国大党及其联盟卷土重来的高预期。
莫迪第一任期内的各项政策并未切实惠及新晋中产（中下层）和底层贫困群体，
而在历经2018年多邦选举失败后，印人党开始急切调整选举策略，将民粹与福利主义相结合。
强化莫迪的个人效应，并将国家安全作为竞选重点，弱化民众对经济和社会治理等传统关切，[83] 强化和外部威胁等涉及生死存亡的国家安全问题，充分的利用印巴边界冲突，指挥一系列的“外科手术式打击”（surgical strikes）调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强调经济发展需惠及穷人，并随之推出一系列基于象征意义而不是社会资源再分配的福利战略，[84]二者相结合的民粹式福利动员是印人党能再次取得2019年大选胜利的主要原因。
莫迪第二任期开始使民粹式福利主义的竞选思路得以延续，其本质上是对以新晋中产为代表的中下层民众损失厌恶的回应和补救。
尤其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后，无论是印人党执政的联邦中央还是各地方执政党都意识到抗风险能力极弱的中下阶层受疫情冲击最大，纷纷针对性地加大福利支出，减弱该庞大人群在各个维度的损失感。印度联邦政府实际在2017-18财年就通过“直接福利转移系统（Direct Benefit Transfer System）”增加了福利项目的种类、数量和现金金额，尽管初始阶段项目的实施和转移效果并未显现，但这一支出趋势在持续增长，尤其在2020-21财年直接现金转移达到了2.9万亿卢比（见下图）。从省邦分布来看，北方“印地语带”的哈里亚纳邦、北方邦、中央邦、比哈尔邦等都是现金福利支出的重点对象。
倘若聚焦2023年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恰蒂斯格尔邦三邦的选举，相比2018年与国大党的竞争，印人党毫无疑问在大选前的“半决赛”中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上文论述已明确，
印人党联邦政府在第二任期加大了福利支出，但这并不能直接解释其在2023年三邦选举中的优异表现。
相反，在三个邦立法会选举前，普遍预测印人党和国大党将展开激烈的角逐，选举前民意调查也呈现两党势均力敌的情形。[85] 然而，选举结果出炉后，观察家们在阐释印人党压倒性的选举表现时都呈现一个较为一致的观点，即
印人党强化了针对性的福利支出，加强了对OBC等中下层民众的关注和投入以及有效动员了对日常生活更为敏感的女性群体。
例如，与2018年相比，印人党在中央邦除了仍充分的利用莫迪总理的个人号召力，更多得益于其早前推出的 “亲爱的拉克希米（Ladli Lakshmi）”2.0版本、“亲爱的姐妹”（Ladli Behna） 等福利计划，以及选举前为农民、穷人和青年许下的福利承诺。印人党成功获得了来自OBC群体中57%的选票，而部落群体、达利特群体等传统上为国大党支持者的底层边缘群体也给予了印人党巨大支持，两党得票率差距只有两个百分点。[86] 在恰蒂斯加尔邦同样如此，印人党宣布提高农作物最低支持价格、煤气罐补贴等中下层民众切实关心的生存类福利品。拉贾斯坦邦看似特殊，因为该邦在近年来的立法会选举中总是交替选择国大党和印人党，但这并不具有绝对的指向性，选举开始前国大党被认为有打破这一摇摆趋势的可能性，结果是，印人党不仅利用了拉贾斯坦邦民众反在任政府的情绪，针对女性和贫困群体推行了一系列的福利激励。[87]
例如在拉贾斯坦邦选前的候选人策略制定中，印人党大量选择来自OBC群体的竞选人；[88] 在中央邦新组阁的28位部长中，来自OBC群体的部长占到了12位, 包括首席部长同样来自该群体。[89] 尽管来自OBC群体的这些领导人早已不同于大量新晋中产所处的社会经济水平，但印人党的策略性转变试图在释放明确的信号，未来的地方治理中将充分保证中下层选民的诉求，首先至少在政治意义上减少他们的被剥夺感。
基于三邦选举的对比分析只是局部，且集中在北方印地语带，而自莫迪执政以来印人党政治势力版图始终很难占据全国，
历经印人党第一任期内牺牲经济的政治举措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后，当前印度经济尽管呈现强势复苏的趋势，但是早前急速缩减的中产阶级规模所带来的损失厌恶直接或间接地给印度各政党敲响了警钟，大量重新掉入贫穷阶层的原“新晋中产”迫切地谋求直接的实惠，而这也
尤其是2019年大选过程及结果将印度政治纲领进一步扩展。在统计上控制了其他社会和政治变量之后，印人党及其联盟在2019年普遍受到了那些在福利计划中获益人群的支持，[90] 因此，各政党也开始不同程度地推行所谓的“新福利主义”，追求与受益者的直接联结。[91] 这种新福利主义通过提供有形的商品和服务创造丰富的选举机会，而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衡量和监督因为技术的发展变得相对简单明了。
作为立足于德里、代表新中产阶级群体的印度平民党（Aam Admi Party, AAP），在拓展其选举势力范围时也逐步转变最开始的政治理念，主动追求针对新晋中产的新福利主义竞选策略。
凯杰里瓦尔（Arvind Kejriwal）创立的平民党在2015年德里立法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得票率创下历史上最新的记录，达到54.3%，并赢得67个席位（共70个）。这一胜利得益于自2011年起由被誉为“当代甘地”的印度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尔（Anna Hazare）领导的反腐运动。[92] 2020年，平民党成功连任。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后诞生的一批新中产对政府腐败、行政低效、福利扩张等现象深感失望，当平民党带着反腐、善治和分权的社会经济议程出现时，[93] 也就自然激发起了以受过教育的中高收入人群为主的新中产阶级的支持。然而，当平民党走出德里这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企图扩展政治版图时，随即弱化意识形态在选举中的重要性，甚至暂且隐藏（新）中产阶级政党的定位，强化其福利主义竞选策略。最显著的例子是平民党针对旁遮普邦女性的动员策略，承诺其一旦当选将为该邦每位女性提供每月1000卢比的现金补助，这些资金将直接汇入她们的银行账户，并
[94] 平民党的福利主义竞选策略惠及范围广，不以意识形态或种姓阶层为福利分发标准，尽可能地涵盖更多中下层民众。
这种策略也帮助其获得2022年旁遮普邦立法会选举，也在果阿邦、北阿肯德邦和北方邦初步崭露头角。
印度其他大大小小的地方邦执政党也同样在财政预算中加大了福利支出的类别和数额。
例如像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安得拉邦、旁遮普邦等人口大邦每年都支出超过500亿卢比的电力补贴，给中下层家庭学生免费分发包括电脑、手机、平板在内的智能设备，抑或是给予直接的现金补贴。[95] 然而，由于印人党联邦政府体系性地压缩地方自治空间，地方财政借款难、中央税收转移慢，[96] 地方财政压力不断增大，负债占邦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超印度财政责任和预算管理（Fiscal Responsibility and Budget Management, FRBM）设置的20%的警示线财年的负债占比更是超过了45%（见下图）。
沙兰吉对印度独立以来的福利话语体系的研究中，总结出了家长式、依附式、基本需求式以及回应式的福利话语体系的发展历史，并认为自2004年起印度政府顺应民意的福利政策通过将公民的需求（needs）转化为诉求（demands）来增强公民参与能力，这一过程中边缘化群体在印度国家政策空间中的民主代表权正逐渐得到认可。[97] 虽然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这仅仅是表象。本文的分析能够准确的看出，各层级执政党集体的福利扩张转向本质上是对中下阶层损失厌恶的回应，各大小执政党力求赢得该庞大群体的选票。然而，
从长期来看，如果没办法保证整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且发展成果无法被广大中下层民众所共享，那么地方的这种福利支出是不可持续的，拥有雄厚竞选资金的全国性政党将持续压缩并占据地方政党的生存空间，届时也许会出现的极端情况是福利提供的竞争者锐减，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被裹挟，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本文系统梳理了印度中产阶级概念及其指涉发展变化的过程，基于损失厌恶的分析视角，以印度人民党于多邦立法会选举为案例，论述了印度中产概念里最庞大的中下层阶级（新晋中产）对政党政治的影响。
因为媒体传播、政党宣传等因素使得中产概念泛化，也使得民众对中产的真实认知变得模糊。印度人民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拥有的中产阶级坚定支持群体实质指的是创生于殖民时期并历经民族独立运动后延续下来的“老”中产（传统中产），该群体在当今的社会阶层中指得更多的是既得利益的上层中产和富裕阶层。
印人党为逐步扩大政治版图，获得更大范围的支持，于2014年大选前通过话语构建，将社会下层民众纳入中产行列，给予其“新晋中产”的称谓。
该群体数量庞大，成功脱离贫困，但无论在职业稳定性还是经济抗风险能力上都并未实际达到一个社会中产的生活水平。该群体普遍属于印度中低种姓，但因“新晋中产”的标签激发了其在社会阶级上努力跃迁的动力，无论是仍面临重新掉入贫困的风险，还是担心“中产”自豪感的丢失，该群体价值损失厌恶与占有损失厌恶感十分强烈。
因此，当经济发展并未广泛惠及该群体，或外部冲击过大时，该群体直接作用于政党选举的影响就表现为对政党福利主义产品的积极追求而不是对社会赋能机制的诉求。进而我们大家可以理解当前印度为何会呈现一种奇特景象：
莫迪第一任期内以牺牲经济来谋划印度教多数主义政治战略的做法，使得大量崛起的新晋中产产生了普遍的损失厌恶，而第二任期通过强化民粹式福利政策以弥补群体损失感的做法对印度的选举政治生态又造成了深远影响。
各层级政府财政开支中福利支出占比扩大。执政党政府相比在野党拥有更多的资源和优势，能更充分的利用任期内的财政资源服务于之后的选举，而原本财政开支中赋能社会建设的比例被侵占，相比制度性、机制性的长期搭建，短期内的福利产品分发在选举中成效更显著。
可能带来的结果是联邦政府权力进一步集中。服务于选举动员的福利支出将给地方政府的财政带来更大压力，后者最直接有效的处理方法是向联邦政府借款，然而对于非印人党执政的省邦来说，联邦政府的掣肘现象十分普遍，省邦的自主空间也可能被进一步压缩。
从“新印度”（New India）畅想向“雄心勃勃印度”（Aspirational India）愿景的转变，
[98] 需要社会中真正的中产阶层作为依托，但印人党政府当前的发展政策对整个中产群体并不友好。有观察者认为，莫迪政府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但不同的是这种财富并不是从富裕阶层到穷人的转移，而是加重中产阶级负担。莫迪政府第二任期实施的一系列民粹式福利项目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燃料税，而中产阶级也是这一税收种类支付最大的群体。[99] 这种观点虽然看起来有些极端，
但是结合印人党的“减税”策略，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客观反映出印人党对中产阶级群体的真实动员策略：
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承诺与对超级富人的加税计划让中产阶级兴奋不已，而油气等商品税率的提升却稳步进行，中产群体是印人党政府进行相对有效征税的主要目标。这种看似双赢的景象是印人党自2019年以来贯彻较为彻底的执政策略。
本文尝试聚焦印度庞大的新晋中产群体，从该群体构成及其政治诉求的角度理解印度当前政治格局的发展与变化。需要承认，本文不足之处体现在由于缺乏关于印度中产在历次联邦和地方邦选举投票上的有关数据，或多大程度的损失厌恶导致其投票选择的改变，从而在直观的解释力度上稍显薄弱。但是，本文通过论述印度中产概念指涉的发展变化，将印度中产的核心群体
通过比较立法会选举的过程和结果，解释了印人党及地方政党在竞选策略上福利扩展的原因以及此种变化对印度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
“雄心勃勃印度”愿景的实现不仅需要大量脱离贫困的新晋中产，更需要这部分群体进一步迈入真正中产行列，成为印度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核心引擎，然而在当前印度政党的策略选择来看，该目标的实现充满挑战。
2024年印度大选结果也初步表明，给广大中低层民众带来实惠的经济稳步的增长、工作机会和收入的增加相对宗教狂欢更能左右选民的投票意向，尤其是那些仍生活在农村欠发达地区的民众。莫迪政府第三届任期中，其创造的“新晋中产”将持续施展其政治影响力，尤其当地方政党采取类似的福利扩张和经济发展承诺的策略后，
